上海的开放传统在通商口岸时期表现得愈发明显。在19世纪后期，当全国普遍存在地方保守倾向的时候，上海是个例外，外来的客居者在此可谓宾至如归。作为开放的一个特征，上海的街头巷尾充斥着全国各地的方言；人们比邻而居，看来谁也不必害怕被歧视。实际上，上海人特别善于接受那些说西方语言的人。说外国话的人，就能够像当时一首诗歌中描述的那样，可“任徜徉”。[51]
上海刚刚作为通商口岸开放的时候，一些西方人显然认为上海人的“柔弱”个性对他们而言很受用。一位英国皇家海军将领在中国沿海地区游历了五年之后，于1842年这样写道：
一个英国商人如果在广东就只能待在家里，因为他只能去少数几条街道娱乐，甚至随便走走都有可能遭遇到侮辱。经验告诉他，面对一群无知又易怒的民众，哪怕他自己的家都不见得安全。任何风吹草动，不管是由于什么引起的，都会殃及不幸的外国人，造成房屋被毁，而且几乎不可能得到赔偿。但是民族热情好客，一切都将不同。他居住的社区环境平和，居在他当政的九年内，犯罪率很低。我亲耳听到地方长官宫慕久阁下说，判刑判决。上海不仅犯罪率低，而且这个城市对外国人与本地居民一视同仁。我住在上海几年的经历使我可以宣告：外国人在这个城市里受到任何侵犯或骚扰的几率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要低。[52]
近代上海的崛起必须从各个方面来分析，包括这个城市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坐落于中国绵延的海岸线的中点，东临太平洋，西接长江流域。尽管如此，上海人的“柔弱”个性显然在这个城市的崛起中起了重要作用。从更大或者说从哲学的观点来分析，这种“柔弱”所表现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有一名中国作家曾经试图用历史的观点来分析上海人的特性，他认为“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53]。
也许如此。上海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无疑是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直到20世纪，还很少有亚洲城市像上海这样能使外国人感到宾至如归。“上海是一个传奇。世界巡航如果不到上海就并非完整。上海的名字代表着神秘、冒险以及各种各样的特许”[54]。到上海去是西方人的一种典型的冒险，对那些在自己家乡混得不甚得意的人来说也是解决困境的方法之一。上海就是这样一座为人们提供梦想和逃避之所的城市。民国时期，上海的外国人中有来自20多个欧洲国家的居民，大批的日本人、印度人、越南人和朝鲜人，还包括中东和南美地区的居民和无国籍人士。[55]
外籍人士中的大部队当然是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他们各自的租界构成了这个城市的核心。外滩的欧式建筑和隐藏于城市西区的那些华丽而幽静的洋房就是他们在上海地位的最好见证。到了20世纪，尽管大英帝国已呈日薄西山之势，老一辈的上海人仍然认为英国领先于其他西方国家，甚至是盎格鲁世界中的主导者：比如他们习惯说“英美人”而不是“美英人”。[56]尽管英国人或许在此偏爱下更为得益，在上海的所有外国人还是过得很舒服。“生活在上海——不管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没有国籍的犹太人或是俄国难民——好像总是享有某种特权。上海对我们而言像家一样，而不像一个客栈。年轻人可能最初是在上海的某家贸易公司找到一个职位，在那里工作几年后，调令下来了，他们往往不想离开上海，请求留下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上海定居、结婚、生子”。[57]下面的文字摘自一位传教士的报告，生动地描述了1909年上海市中心区的街景：
上海这个城市一方面各个种族混居，充满了国际气息，另一方面也具有中国人特有的那种对洋人排斥疑忌的心态，使得上海成为世界上最吸引人但又最为奇怪的城市之一。在那里世界各地的人你都看得到，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参加世界各族大聚会。路上走的有高高的大胡子俄国人、胖胖的德国佬。没准你一头撞上一个瘦小的日本军官，他显得趾高气扬，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大和民族的一员，征服整个欧洲都不在话下。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坐在西式马车里，精瘦的美国人则乘人力黄包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差点撞到一乘帘子遮得密密实实的轿子，轿中坐的是中国的官太太。一个法国人在上海狭窄的人行道上向人们脱帽子，帽子正好打在一个穿着精美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耳中听到的是卷舌头的德语夹杂着伦敦俚语。穿巴黎新款时髦衣料的人身边站着近乎半裸的穷苦小工。两个水手踏着双人自行车飞驰而过，两名穿和服、踩拖鞋的日本仕女转身避让，显得有点恼怒。着一身旗袍的和高手肘碰到了一名大胡子的罗马传教士。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而不是商人那种唯利是图的本性，一位俄国店主店里的商品标牌一律用俄文书写，使人看了茫然。对面是一家日本人开的理发店，店主用生硬的英语写了些广告词，保证大家在此理发，价格低廉。[58]
在以后的年代里，这篇报告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冲突在上海逐渐淡化，但这个城市的世界主义特征则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59]
并非所有的西方人在上海都充当“主人”的角色。大约有25 000到50 000名白俄移民在民国时期来到上海。[60]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穷——在西方人中，只有俄国人中有相当数量的和乞丐——但也正是这些白俄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开设的商店为这条马路营造出一种优雅的欧式氛围。[61]虹口地区的四川北路因为日本人聚居使之有了“小东京”之称。大量印度锡克教徒在上海当交通警察，俗称“包头阿三”或“红头阿三”，成了上海的一大景观。[62]至于犹太商人在上海的成功已是童叟皆知的故事了。房地产巨头沙逊和欧司·爱·哈同（Silas Hardoon，1847—1931）成了上海“一夜暴富”神话的代表，他们拥有的宏伟办公大楼和奢华的居所是上海引以为傲的标志性建筑。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大约20 000名犹太难民，他们历尽艰险，逃离纳粹的魔掌，跨越大半个地球来到上海，因为进入上海很容易，不需要任何签证或证明。他们大多住在上海东北面虹口一带的里弄里。五十多年后，尽管这些犹太人几乎都离开了上海去往他处（主要是美国），他们住过的房子却并无太大的变化，有些人回来寻访，回忆在上海度过的岁月，感慨万千。[63]
可是不管上海是如何“海纳百川”，总有些外国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感到：他们就像瑞纳·克拉斯诺（Rena Krasno）撰写的二战时期上海犹太人生活回忆录的标题那样，是“永远的陌生人”。然而无论孤独或乡愁都无法阻止外国人来到上海，即使发不了财，也能糊口谋生。20世纪30年代早期，有位上海作家在文章中罗列了不同国家的人来到上海的理由：
那些外国人之所以背着行囊来上海，理由其实和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过得不尽如人意，所以来上海寻求新的生活。日本来上海卖春。[64]反对十月革命的白俄来上海乞讨。傲慢的英国佬来上海管理巡捕房。无聊的西班牙人来上海打回力球。没有国籍的犹太人来上海经营房地产。美国人开的公司来上海销售汽油。喜爱安逸生活的法国人来上海卖化妆品。受到压迫的印度人和越南人来上海当巡捕。如此种种，不胜枚举。[65]
到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外国人已经视上海为他们永远的家了。（图1）正如一个英国人在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前的那个晚上所说的：“现在已经到了时候，我们可以摒弃那种所谓外国人只是来上海待个几年，赚了钱后就要离开的想法。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上海是永久的家。”[66]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整个城市，这些都在西方势力范围内投下一片阴影。但是直到1949年中国建立政权为止，西方人在上海长达一个世纪的黄金时代才告结束。[67]
苏州河右边（即南岸）是公共租界的中心，公家花园（Garden Park，位于英国领事馆对面）在外滩的北端尽头处。南京路不在照片内，它位于照片右侧。350英尺长的外摆渡桥是上海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桥梁，始建于1906—1907年，是近代上海的象征之一。桥梯向北是1934年建造的新百老汇大厦。它位于虹口地区，领事馆、仓库、酒吧等混杂在居民区和里弄房子之中。图中第二座是乍浦路桥，1927年建造。桥北面大部分是里弄房子。（图片来源：上海市城建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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